惠帅强奸案的辩护词

审判长，审判员：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文中人名均是化名）

我接受被告人惠帅之母乔林的委托，由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指派，出席参与今天的庭审。在开庭之前，我认真查阅拉案卷，也三次会见的被告，对案件的事实部分有着基本的初步认识。

通过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法庭调查，以下是我发表的辩护意见，供合议庭裁判时参考：

认定惠帅是强奸共犯的证据不足

作为强奸罪不论是古代，还是现代，不论是中国，还是外国，都属于重罪，都是法律严厉制裁打击的犯罪，也是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社会声誉，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当然对受害人也属同理。需要特别提示的是，强奸罪属于故意犯罪，是一种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。

回到本案中，被告惠帅和惠浩恒同居一室，在侦查机关的三次讯问材料中，没有供述说明与两位受害人发生性行为时，惠帅是知道的。惠帅在侦查机关的三次讯问中也说明，对另外二被告人的强奸行为不知道，自己都是睡熟后发生的事，都是被告惠浩恒次日告诉之后才知道的。对于事后所知的事实，不符合故意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要求。

二受害人对侦查机关的陈述中，也没有明确的说明惠帅在自己被强奸时，惠帅看到了而不制止或者听见了不制止，这样的陈述言辞。，试想，假设对于一个心理、生理均正常，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子，在近距离的、声色并茂的强奸现场，对已经是控制和服从的受害人，同样会落实强暴行为，但惠帅没有。可见，在惠浩恒在短暂（约2分钟）的性行为过程中，惠帅是不知道的，也是不可能知道的。假设路学学被强暴的过程中真的反抗了，真的大喊大叫了，隔壁的房间的顾客也会制止，旅社老板也会制止。不然，发生了严重的后果，作为旅社老板必将难逃干系，旅社老板听见叫喊声没有不制止的道理。可见，孰真孰假，还要更充分的证据佐证，才能支持起诉书中“惠帅以暴力手段帮助他人实施强奸”的说词。所以，起诉书起诉惠帅应当以“强奸罪”共犯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，因为，没有证据证明惠帅是“强奸罪”共犯的证据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惠帅成为强奸罪的帮助共犯的证据不充分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3条规定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对惠帅不得以“强奸罪” 判处刑罚。

假设本案的“强奸罪”成立，应当有犯罪的地点，应当有现场指认。现场指认是一个关乎着整个案件的清晰还是糊涂！！！杨伙盘这个地方，对神木人来说是耳熟能详，但对富贵旅社，则是少有听说，富贵旅社是否真的存在？经营者老板是何许人？如果没有富贵旅社，此案岂能直接起诉，还要定罪量刑？现场指认是经常使用的侦查方法，也是相对成熟的侦查方法，但公诉人没有举出现场指认的证据，使得本案没有实际的犯罪现场。故而，惠帅成为强奸罪共犯不能成立，不能定罪量刑。

假设本案的“强奸罪”成立，应当有犯罪的手段。所使用的犯罪工具，缺少明确的举证，虽有受害人提到有刀具架在脖子上，威胁过受害人，而且起诉书也同样提到惠帅使用刀具的事实，可是，在举证时同样没有举出刀具的来历和去向。由此可见，本案在起诉时，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成立。使用刀具是一个情节，一个严重的情节，关乎着本案定罪量刑的每个环节，如此重要的证据，反而是举证不能。由此可见，起诉书中对刀具的说法完全是听信本案原告人的一面之词，故而，惠帅成为强奸罪的共犯不能成立。

假设本案的“强奸罪”成立，应当有受害人对被告人的辨认，但本案，公司机关仍没有举出受害人对被告人的辨认的证据，也就是说，受害人有随意指控的嫌疑，因为不用担心可能产生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。故而，对“强奸罪”的起诉确实有些“牵强”。

假设本案的“强奸罪”成立，应当有实施犯罪的准确时间，可是在证据材料中没有准确的时间，或相近的时间，被告人惠浩恒不可能再整个晚上都实施强奸行为。如果在0时之前，是常人所活动的时间；如果是0时之后发生的犯罪事实，一般人都进入到休息状态。经过法庭调查，能够准确的查明，在惠浩恒实施犯罪时，惠帅已经处于熟睡状态，都是次日早上，获知性行为的事实。对于这种事后所知，不可逆转的情况，就不应当认定“惠帅以暴力手段手段帮助他人实施强奸”。

对上列种种证据不足，疑点重重的起诉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3条之规定，定罪量刑的事实都要有证据证明；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；综合全案证据，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。辩护热认为，不足对惠帅以“强奸罪”起诉，更何况要定罪量刑！！！

以上是本辩护人的辩护观点，希望合议庭在合议时，充分考虑和采纳。

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

贺基贵 律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3年12月19日